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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:从“变经济”到“变制度”


分类:历史学 时间:2009-9-6 8:24:43 来源:雷颐


燕山大讲堂40期 雷颐 制度滞后与清王朝的覆亡

雷颐老师在燕山大讲堂现场

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

留美幼童功败垂成,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。屋漏偏遭连夜雨,此时他的美国妻子又患重病,虽然容闳长期悉心照料,妻子终在1886年初夏病逝,留下两个儿子。容闳回忆这一段时间说,1880年到1886年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,幼童留美的“平生志愿”横被摧残,妻子又病故,“顿觉心灰,无复生趣。两儿失母时一才七龄,一才九龄。计嗣后十年,以严父而兼慈母,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”。

不过,在心灰意冷之中,他仍时时关心国事,常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。1894年7月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身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,焦灼地关心战事,为祖国命运担忧。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以前曾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兼翻译,容闳在美与他相识,爱国心切的容闳连发两信给他,提出两大抗敌对策,要他转交张之洞。第一策是中国向英国商借1500万元,购军舰三四艘,雇佣外国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,使日本“首尾不能相顾”,必然要调回部分在朝鲜的兵力,中国于是可乘机急练新军,海陆并进,抗击日本。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,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给任何一个欧美强国,借款4亿美金,作为全国海陆军与日本长期战斗的军费。或许这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,但他的爱国情怀,却跃然纸上。

对容闳的建议,张之洞倒是认为第一项可以一试,而第二项万不可行。于是发电报给容闳,要他立即前往伦敦办理此事。得张电报,容闳更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自己义不容辞,立即由美赴英,几经努力,与英国银行界人士达成借款协议,以中国海关税作为担保。但由于清政府内以光绪为首的“帝党”和以慈禧为首的“后党”两党权争激烈,李鸿章与张之洞矛盾重重,各种矛盾错综复杂,明争暗斗,互相拆台。张之洞提出的以海关税为担保向英国借巨款之举,被慈禧、李鸿章否决。

长期居住美国、满怀爱国热情却颇为天真的容闳,对高层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了解无多,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有位高权重的张之洞支持肯定无问题,就抓紧时间与伦敦银行集团签订合约,没想到最终却未获最高当局批准。但伦敦银行集团却以毁约质问容闳,为何事先不与中国政府商定就匆忙签约,他们指责、控告容闳欺诈,并准备向法庭起诉。后经美国朋友调解,容闳才未被起诉,悻悻然回到美国。

容闳虽然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,还因此被英国银行指控,但他仍不气馁,满腔爱国热情并未因此减弱,反因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更加高涨。返回美国后立即致电张之洞,表示仍愿为国效劳,请张指示“此后进行方针”。张之洞马上复电,要容闳回国商议。得张电后,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,于夏初抵达上海。到上海后,他立即脱下西装,穿上刚刚买来的清朝官服,戴上假辫子,匆匆赶到南京,拜谒署两江总督张之洞。每当容闳问起伦敦借款之事,老于宦道的张之洞总是回避岔开,也不告诉朝廷未批准的原因。但提起李鸿章,张之洞则恶语不断,容闳对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、政治的复杂腐败,这才有更多的了解。会见中,张之洞问他有何兴国之策,他向张之洞提出聘请洋人为外交、财政、海军、陆军四部顾问,使中国行政机关依西欧成规,重新组织建设。

这些建议说明,他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改革、建设的时候了。对这些建议,张之洞并未理睬,只委任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空衔。顶此空衔,容闳每月无事可做,却可领150元高薪,为不少人羡慕,但一心想为国做事的容闳感到非常烦闷无聊,不到三个月就辞职回到上海。

虽然建议不被采纳,但容闳爱国之心不死,于是来到北京,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。从1896年到1898年间,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,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、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,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。

此时的中国,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,但国家还没有国家银行,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,而清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、也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。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,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,后曾将美国的一些银行的组织、规章制度译成中文。1896年3月,他以此为基础,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。这两个共有大小条文46条,对银行的资金来源、权责、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、钞币发行控制、财务清算、总行与分行关系、印发券票,甚至连债券、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,并详加说明。这是一套完整、系统、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,使国人闻所未闻。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翁同騄专门召见了他,翁在日记中写道:“江苏候补道容闳,纯甫,久住美国,居然洋人矣。然谈银行颇得要。”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。容闳备受鼓舞,立即着手选址买地、招聘挑选合适人员,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。

然而,正在此时,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。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,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,且是重大利源,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。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,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,用重金开路,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,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、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,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,立即致电翁同騄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,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,上下打点。在他的“努力”下,李鸿章、奕盉、奕、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。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,第二年5月末,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,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。

1896年和1898年,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。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,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、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、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、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,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。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,即修筑津镇铁路,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,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、破坏,盛宣怀、王文韶、张之洞、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,共同反对。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,德国认为“侵犯”其利益也表反对。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,使容闳的筑路计划又胎死腹中。

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、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,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,一切要金钱开道。慈禧的宠臣、那个最有实权却坚决反对“新式”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,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可否。他以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,必有厚金报效,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。但容闳对这种“潜规则”却一窍不通,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、对朝廷有利,就会得到朝廷首肯,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,结果大权在握、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。

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,他一针见血地写道:“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,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,尊自太后,贱及吏胥,自上至下,无一不以贿赂造成。贿赂之为物,予直欲目之为螺钉,一经钻入,即无坚不破也。简言之,吾人之在中国,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,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。事事物物,无非拍卖品,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。”

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、修造铁路,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。不过,由于这些新事业、新项目利益巨大,涉及各利益集团,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、争投资,想方设法阻挠、破坏他人立项。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,应有一套规范、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,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。否则,必将导致贪渎无艺、贿赂公行,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。纵观晚清历史,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,建立起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。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、权谋和金钱主导,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。

这时,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,开始进行制度变革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。维新派的“机关报”《时务报》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,并加按语明确支持。湖南维新派创办的《湘报》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,为容打抱不平。

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、制度问题,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,因此寻找、依靠洋务派,从办新式教育入手到最后朝廷制度改造,他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。现在,通过洋务派的努力也最后失败了,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,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,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。年已七旬的容闳,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。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大会,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。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,一起商讨变法大计。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,实行“三湘新政”,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。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,容也对 “三湘新政”大表支持,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,双方互通声气,遥相呼应,相互支持。

此时,康、梁刚登上政治舞台,容长康30岁,长梁45岁,已有相当的社会声望,而且与康、梁是同乡,因此康、梁对他十分尊重,经常征求他的意见。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(又称关帝庙)寓所,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,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。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 “纯老”、“纯公”、“纯斋”,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、奏折和应对策略,都是在此讨论产生。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“统筹全局”的奏折中,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“五六万万”之款,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,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,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(如向外国借款、办理外交等)职务。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,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。1898年5月中旬,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:“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、容闳等,与洋人时相往还,行踪诡密。”此言虽未明说,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、卖国、汉奸之意,近代以来,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、最有效的武器。

然而,正在此时,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。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,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,且是重大利源,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。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,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,用重金开路,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,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、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,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,立即致电翁同騄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,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,上下打点。在他的“努力”下,李鸿章、奕盉、奕、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。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,第二年5月末,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,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。

1896年和1898年,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。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,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、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、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、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,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。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,即修筑津镇铁路,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,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、破坏,盛宣怀、王文韶、张之洞、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,共同反对。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,德国认为“侵犯”其利益也表反对。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,使容闳的筑路计划又胎死腹中。

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、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,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,一切要金钱开道。慈禧的宠臣、那个最有实权却坚决反对“新式”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,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可否。他以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,必有厚金报效,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。但容闳对这种“潜规则”却一窍不通,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、对朝廷有利,就会得到朝廷首肯,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,结果大权在握、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。

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,他一针见血地写道:“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,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,尊自太后,贱及吏胥,自上至下,无一不以贿赂造成。贿赂之为物,予直欲目之为螺钉,一经钻入,即无坚不破也。简言之,吾人之在中国,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,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。事事物物,无非拍卖品,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。”

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、修造铁路,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。不过,由于这些新事业、新项目利益巨大,涉及各利益集团,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、争投资,想方设法阻挠、破坏他人立项。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,应有一套规范、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,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。否则,必将导致贪渎无艺、贿赂公行,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。纵观晚清历史,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,建立起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。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、权谋和金钱主导,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。

这时,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,开始进行制度变革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。维新派的“机关报”《时务报》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,并加按语明确支持。湖南维新派创办的《湘报》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,为容打抱不平。

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、制度问题,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,因此寻找、依靠洋务派,从办新式教育入手到最后朝廷制度改造,他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。现在,通过洋务派的努力也最后失败了,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,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,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。年已七旬的容闳,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。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大会,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。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,一起商讨变法大计。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,实行“三湘新政”,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。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,容也对 “三湘新政”大表支持,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,双方互通声气,遥相呼应,相互支持。

此时,康、梁刚登上政治舞台,容长康30岁,长梁45岁,已有相当的社会声望,而且与康、梁是同乡,因此康、梁对他十分尊重,经常征求他的意见。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(又称关帝庙)寓所,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,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。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 “纯老”、“纯公”、“纯斋”,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、奏折和应对策略,都是在此讨论产生。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“统筹全局”的奏折中,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“五六万万”之款,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,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,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(如向外国借款、办理外交等)职务。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,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。1898年5月中旬,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:“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、容闳等,与洋人时相往还,行踪诡密。”此言虽未明说,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、卖国、汉奸之意,近代以来,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、最有效的武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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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赵毅(2009-9-6 8:24: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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